算命

算命

街道上的算命先生和他的行头在街头巷尾，引人注目。无非是一张红布，画上八卦太极图，上置一个竹筒，一把卦签而已。算命先生大多是些老人，有的还是盲人。他们一脸茫然地坐在那里，在来往的行人中苦苦地等待着顾主的到来。一天天的时光过去了，算命先生赚到的孤独往往胜过钱财。他们把别人的命运说得头头是道，而他们自己的命运，又有谁能理得分明？算命，很早出于《易经》，而《易经》被儒家尊为“六经之首”、被道家奉为“三玄之冠”。所以高的算命先生对《易经》是有所研究的。

汉朝奇才东方朔就是《易经》高手，他的占卦和测字在当时推为神算，因此，受到当朝天子汉武帝的宠爱。在十几年的伴君生涯中本想一图宏伟的他，却因自己荒诞不经的行为和不拘小节的做事风格以及童话大王的才智，给汉武帝带来前了所无有的乐趣，将他留在身边，作为消遣。他离世后，汉武帝整理他所撰写的材料时，才知道东方朔是有志奇才,可悔时已晚。被称神算的他，能算别人的命运，到头来却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人的命运，到底谁能主宰？算命，真能算准？如果真能算准，人生还有什么悬念和意思？可人为什么要热衷于算命呢?是被欲望驱使，还是由于生活悲苦或被病灾所困，试图从“半仙”哪儿得到安慰，并期望他们能“指点迷津”。算命先生真能指点内心迷茫的人？怀着这份好奇，自己也看了几本书，看后才知道爱算命的人，多多少少的是有些贪婪的，因为贪婪，算命先生才能在看面相，算八字，交谈中捕捉到问卦人脸上闪烁的欲望。相由心生，什么样的相，就有什么样的心。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心，就会生出什么样的相，人的命运，也写在脸上。后来读了《菜根谭》和《太上感应篇》，让我逐渐意识到遵守道德规范，止恶求善是自我修行的一大过程，修好这个过程，是改变命运的很好途径。正如《太上感应篇》所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真正打动我，又让我彻底认识命运的要说《了凡四训》，在一遍遍地阅读和观看《了凡四训》的书和电影后，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一观点有了新的看法，对命运的改变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了凡四训》是明朝袁了凡先生用自己毕生的学问与修养，融通儒、释、道三家思想，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所作的家训，以此来教育儿子，认识命运的真相。在国人的心里，命运是上天注定，不可更改的，而了凡却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儿子，一切皆有可能。

早年在慈云寺,他遇到一位相貌非凡、潇洒出尘的神仙老人，自称姓孔，得宋朝易学大师邵康节《皇极数》正传，并用《皇极数》为他推算，在一次次试验孔先生的命学理数时，都是非常的灵验准确。那时的他知命认命，也听凭命运的安排，消极地被动的生活着。后来遇到云谷禅师，以“我被孔先生算定，荣辱生死，皆有定数，即要妄想，以无妄想”为引子，以“一个人的命运，能逃得了吗”为主题，与云谷禅师展开探讨，禅师以六祖“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开导他，面对了凡的疑虑，禅师语重心长地说：“孔先生算你不登科第，不生子，58岁正寢，此天作之孽，犹可得而违。你从今后要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经过这番议论，让了凡对命数有了重新的认知，也通过云谷禅师所提的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的要求来自我修行，改造了自己的命运。曾国藩先生对算命有自己的一套认识，他所写的《冰鉴》，就是以相面说命理。他也被相面高人看过，并算定中年受极刑，所谓极刑就是腰斩。后来，他看了《了凡四训》，深受启发，对它喜爱有加，并作为家训。丰子恺以弘一法师，皈依佛法，以《了凡四训》为主，由丰子恺绘画，弘一法师笔意，形成了妙趣天成的“护生者，护心也”的《护生画集》。丰子恺先生在38岁时，也被他的同学算定40而终，十二年后两人重逢，谈笑间丰子恺说到此事，他的同学一笑而过。因此，对于命运，我们要有自己的认识。

要想明白命理的真相，不如读读《了凡四训》，懂了这本书，就会彻悟古人所说的“种瓜得瓜，善有善报，积极进取，有愿皆成”的谚语。它引导人们，只要以正确的处世做人之道来生活，既可利己也可利他。也就是说掌握和改造自己的命运其实是让人们践行自求多福的道理。只要我们按照了凡先生说的去做，不但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还能得到好的改变。算命先生如懂得这些，想必也不会困坐街头，妄言吉凶。